金人十年灭辽,一年灭宋!为什么宋朝如此不堪一击?

  今天有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为什么宋朝如此不堪一击?感兴有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。

  北宋宣和七年,金兵大举南下,宋徽宗效法唐玄宗躲避安禄山的先例,将皇位传给太子,然后逃往金陵。钦宗登基后,肩负着抗金的重任,他认为汴京无险可守,想先退到襄阳去,避其锋芒,然后再寻求机会收复失地。对此,大臣李纲坚决反对,他认为徽宗把社稷付托给皇上,就有了守土之责,不该舍弃都城而远去,钦宗听后理屈而无法回答。白时中便诘难李纲说:“都城岂可以守?”不料李纲不以为然,他认为“天下城池,岂复有如都城者?”汴梁虽然无险可凭,但城墙修得最坚固,周围又屯有重兵,且宗庙、社稷、百官家属都在城中,断无弃守之理。当时负责城防的陈良弼急忙上奏说:“京城楼橹创修,百未及一二。又,城东樊家冈一带,濠河浅狭,决难保守,愿详议之”。钦宗便命李纲与陈良弼去探查情况,不料李纲回来后却认为这些是小问题,说京城“坚且固”,应当留下来坚守,以待勤王之师的到来。钦宗见诸大臣都不说话,便采纳了李纲的意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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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李纲力排众议,劝宋钦宗留守无险可凭的都城

  之后完颜宗望率领的东路金兵攻打汴梁受挫,西路军又僵持于山西,无法集中兵力。金人到考虑时机尚未成熟,便假意跟宋朝议和然后撤军。钦宗因而觉得李纲的留守主张是正确的,误认为汴京确实是天下最坚固的城池。然而,八个月之后,金兵再次南下,很快便合围了汴京。钦宗变得犹豫不定,不知道是否要坚守下去。这时大臣唐恪进言说唐朝遭遇安史之乱,之所以能够复兴,是因为“天子在外,可以号召四方”,他建议钦宗留下太子守京城,然后自己逃往西洛,“连据秦雍,领天下兵亲政,以图兴复”。

  钦宗正打算采纳这个建议时,开封府伊何栗却引的《论周东迁》来反驳唐恪,完全改变了钦宗的看法,因而决定继续留守。就在破城前夕,张叔夜急忙奔入宫中,对钦宗说:“贼锋甚锐,愿如明皇之避禄山,暂诣襄阳,以图幸雍”,然而钦宗却沉默不答。最终金人攻克汴京,俘虏了二帝,使北宋在突然的攻击下灭亡了。钦宗因误听书生迂言,放弃了逃跑的机会,所以李若水臭骂何栗说:“致国度如此,皆尔辈误事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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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金兵只攻克汴京便灭亡北宋

  何栗曲解苏轼的《论周东迁》

  苏轼所写的《东坡志林》中有一篇专门讨论周朝衰亡原因的文章,此文的结论是“周之失计,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。”以及“避寇而迁都,未有不亡;虽不即亡,未有能复振者也。”苏轼认为都城之于国度就像田宅之于富民一样,即使家道中落,也不能把祖宅给卖了,因为那样会失去根本。魏惠王楚昭王都因惧怕秦国而迁都,但终究逃不过灭亡的宿命;东晋时,王导拒绝离开金陵而迁都豫章,说:“北寇方强,一旦示弱,窜于蛮夷,望实皆丧矣!”最终留在金陵,晋室因而复安。所以苏轼认为周平王犬戎之乱而迁都洛邑,舍弃了丰、镐旧都,遂使周王室一蹶不振,名存而实亡。

  其实,苏轼所谈论的迁都是大军过后的情况,而非大军压境之时的选择。周幽王被犬戎杀害,宫室皆夷为平地,东晋遭遇苏峻之乱,宗庙焚灭殆尽,这才出现了是留下来重建旧都,还是迁往他地另造新邦的问题。在苏轼看来,与其另寻他地,不如重建旧都。因为“我能往,寇亦能往”,即使躲到天涯海角,也解除不了强邻的威胁,那还不如留下来继续祖宗的基业,使国度强大起来而不被别人欺负。迁都是一种示弱的表现,一旦逃走,那就难以中兴了。

  何栗却荒谬的引用《论周东迁》来反驳唐恪,认为即使大军压境、汴梁难守,也不能暂避敌锋,逃亡他处。唐恪的意思是想让钦宗效法唐玄宗,暂时放弃长安,逃往他处,先保留实力,待日后再反击以收复都城,这是无可奈何的权宜之计。因为汴梁四处都是平原,金国骑兵又来得如此之快,宋朝的勤王兵尚未到达,此时坚守孤城无异于孤注一掷,为什么不逃跑而是坐以待毙呢?谁知李纲、何栗等安土重迁的书生却要用百姓不可抛、君王死社稷、宗庙不可弃等大义来道德绑架钦宗,使其逃也不是、留也不是,犹豫之间就城破被虏了,书生误人国度如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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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宋钦宗疑而不断,耳根柔弱,终致城破被虏

  汴京并非能坚守之都城

  李纲曾说:“天下城池,岂复有如都城者?”这是不通时务的书生话,从历史来看,汴京几乎可以说是最容易被攻克的都城了。

  自古以来,从没有一个朝代把都城定在汴梁。直到唐朝末年,朱温被封为汴州刺史、宣武军节度使后,才以这个地方作为创立基业的大本营。然而,朱温在建立后梁时,并不常驻汴京,而是留在西都洛阳,这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。朱温被杀害后,群臣劝朱友贞入洛继位。友贞回答说:“夷门本太祖兴王之地”,于是坚持在汴梁登基以此为首都。后梁在与后唐的数次交锋中,定都汴梁的弱势已经显现出来了。公元916年,后唐庄宗李存勖率领主力部队与后梁军在魏州对峙,然后派李嗣源出奇兵偷袭郓州,从山东改道直取汴梁。李嗣源在攻克郓州后,立即带领千骑昼夜兼程,直奔汴京。后梁末帝朱友贞知道梁军主力已经赶不上李嗣源的速度,无法回防了,而且知道汴梁不是一座能够坚守的城池,自己又逃不了太远,为此日夜哭泣,最终自杀而死。这是汴梁作为帝都后第一次被攻陷。

  李存勖是一名杰出的军事家,他知道汴梁并不是一座能守的城池,所以灭亡后梁进入中原后,也把都城建在了洛阳。石敬瑭在契丹的帮助下,杀死李从珂,建立后晋,仍继续定都洛阳。天福二年,石敬瑭考察汴梁,觉得此地便于漕运,故而升为东京,再次定都于此。十年后,晋出帝背叛契丹,契丹人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攻克汴梁,将出帝虏走。后晋灭亡之后,大将刘知远便在晋阳称帝,之后又经洛阳来到汴梁,改国号为汉,继续都汴。后周郭威与北宋赵匡胤相继黄袍加身,反过来挥师汴梁时,几乎没受到任何有力的阻挡,建国后也都定都于此。

  从五代史来看,具有军事战略眼光的朱温与李存勖都不肯定都汴梁,因为这个地方无险可守,太容易被攻破了。而朱友贞、石敬瑭、刘知远和郭威都贪图汴梁的漕运便利,才升此地为都城,因而国祚日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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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定都于汴是出于漕运的考虑

  宋太祖兄弟的迁都之争

  北宋从后周手中继承了政权,都城也是沿用前代的,但宋太祖始终对汴梁不满意。开宝九年三月,宋太祖到西京洛阳去祭拜安陵,遂居洛阳宫,不肯回京。他召集群臣商议迁都事宜,群臣都坚决反对,其弟宋太宗也说迁都动静太大,会带来诸多不便。然而宋太祖却说:“迁河南未已,终当居长安耳”。他想先把都城从汴梁迁到洛阳,然后再继续西迁至关中的长安。宋太宗忙问为什么有这种打算?

  宋太祖回答说:“吾欲西迁,据山、河之胜以去冗兵,循周、汉故事以安天下也。”

  宋太宗听完后,便用一句名言来堵住其兄的嘴,即“在德不在险”。太祖听后无言以对,又拗不过群臣,只得返回汴梁,他不禁长叹说:“不出百年,天下民力殚矣!”

  从道理的角度来说“在德不在险”当然是正确的,吴起当年就告诫魏武侯说三苗夏商的都城都十分险峻,但因政治腐败,导致天险也救不了王朝。然而定都难道就不需要考虑天险吗?朝政腐败必然会导致灭亡,但是无险可守也会加速国度的破灭。汴梁处于旷野之上,没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理优势,只能纯粹靠人海来把守,这样会加重国度财政的负担,还养了一堆战斗力极差的冗兵在周围,临阵打仗的时候发挥不出作用,这正是宋太祖所担忧的。而宋太宗不去考虑具体的问题,却拿大道理来驳倒其兄,遂使上下苟安于汴梁,在立国百年之后,迁都更是成为不可能的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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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选址都城不能忽略地理环境

  留守汴梁是导致北宋快速灭亡的原因

  撇开朝政腐败等其他因素不谈,单从地理及军事的角度来看,定都汴梁并且执意留守汴京是北宋快速被金国攻灭的原因。

  金人从起兵反抗到灭亡辽国,共用了十多年时间;而从越境入侵到灭亡北宋,却只耗时不到一年。这是因为辽国的天祚帝一直在外征战,金兵为了俘获他耗费了不少时日,同时燕京也是一座有着天然屏障的难攻之城,若不是宋金联合,攻城时间可能还会持续得更久。反观宋朝,从第一次金兵南下到二帝被俘,宋钦宗始终在汴梁城中,而且在第一次守城成功后他还把徽宗接了回来,导致父子一同被俘获。这种坑爹的愚蠢做法让太上皇徽宗非常生气,《北狩闻见录》里就记载宋徽宗对李石等指责钦宗的话,他说:“朝廷既不令南去,又围城时聋瞽我不令知,以至于此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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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十年灭辽,一年灭宋

  当金兵突然反目而南下入侵时,留守汴梁绝非最佳选择。第一是此城无险可守,第二是准备得过于仓促难保万全,第三是河北地区迅速崩溃,早已说明宋兵战斗力低下,根本就守不住汴梁。宋朝军制有一个巨大的毛病,那就是削弱了主将的权威,导致部将可以专横跋扈而不受约制。王全斌破蜀时,不能制约部将烧杀;曹彬征辽时,部将不依节制,导致军队溃败;杨业与潘美约定守峡谷,要诱辽兵深入而剿之。结果部将擅自撤离,潘美不能控制,也只得离开,导致杨业诱敌入谷后反被杀害。金兵南下时,童贯弃守太原而张孝纯不能制止;金兵渡过黄河后,官军无一人御敌而全部逃窜。这是冗兵及更戍制所带来的恶果。汴梁周围虽然屯兵众多,但无险可守,当面临凶猛的敌军来犯时,这些士兵都会感到恐惧,进而观望或逃窜,失去了战斗力。

  因此,可以说钦宗原先想效法唐玄宗暂弃京城而撤离不失为权宜之计;而李纲、何栗等书生却将国运赌在一场守城之战上,妄引苏轼的《论周东迁》,用“大义”来说服钦宗留守,导致豪赌失败,国破家亡,可悲可叹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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